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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小女孩的哭泣与《时代周刊》的伪善

发布时间:2018-07-22 13:00  来源:世界杯投注网_世界杯外围网_世界杯比分网  作者:2555淘  点击:

最近美国媒体最热闹的事件,是《时代周刊》在封面上把总统川普和一位来自洪都拉斯的难民小女孩放在一起,小姑娘似乎在祈求川普,不要把她和她的父母强行分开。很多美国人一下子被这个图片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纷纷大喊,让这些难民进来,让他们成为美国人。搞笑的是,没过几天,剧情大反转,小姑娘的父亲站出来作证,这个小姑娘并没有和父母分开,他们的日子也不差,而且还有可能参与到一个巨大的难民产业链中,有人一直在炒作难民题材,为的人发财。

问题的重心,当然不是谴责这些发难民财的混蛋,而是要分析,为什么《时代周刊》这样的老牌媒体,居然捏造事实,表现出一副令人厌恶的伪善姿态。

爱默生说:“去爱你的婴儿,爱你的伐木工,不要用你对千里之外的黑人的不可思议的温柔掩盖你此时此刻冷酷和毫无仁慈的内心。多年以来,你对遥远的人给予爱,却对周围的人充满怨恨。”

我认为爱默生的这些话是在说我,我从乞讨的残疾人面前一千次走过,从来没有施舍一次,然而我却对欧洲人的苦难,流下了廉价的泪水。

这也是在说今天的美国,很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媒体人,他们对一个来自洪都拉斯的哭泣的小姑娘充满了同情和怜悯,然而他们对美国国内对那些深处苦难之中的邻居的悲惨生活却视而不见。

荒诞的是,为了放大这样空泛而又虚伪的情感,美国的媒体人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把媒体活生生变成了谎言的制造基地。

人们很快发现,这位看上去正在哭泣的可怜的小姑娘,她的父母并不是衣衫褴褛的穷人,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群生活优渥的人,而且处在一个巨大的利益链之中。

人们从这样无耻的事实里又一次发现了人性的绝对幽暗秩序,当人们把爱总是挂在嘴边的时候,人们甚至可以用虚假的事实制造虚伪的爱。

毒蛇的种类,败坏的人群,那些伪善的人有祸了,那些声称爱遥远的人类却对自己的邻居的苦难视而不见的人有祸了。

如果你有一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爱心,那么请你从你的邻居开始爱起,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是理所当然的伪善了。

随想录——

所谓愚蠢之人,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终极命题上,以多样性为理由,高估人的理性张力;二是在终极命题上,看到了人类理性的无知和无力,低估甚至放弃人的理性张力。所谓智慧之人,则只有一种形式:在简单相信理所当然的终极前提和终极结果之后,在过程理性的范围之内,穷尽自己伟大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基于一个平面给出的坐标系,人人都熟悉,指每个点都有对应的一对实数坐标(x, y)。1637年,笛卡儿在一本叫做《方法论》的著作的附录里,以哲学而不是数学的方式,提出了解析几何的基本图形。从此,人类形而下的学会了基于坐标系的数学方法,去解释我们的生活,但很少有人思考,笛卡尔基于什么形而上理由在平面上给出了坐标系。为什么笛卡尔能够想到这个坐标系的图景,而我们这些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却永远不能想到这个数学的图景。

维特根斯坦以语言为基点,形而上思考终极一般形式,指向超验精神;形而下的思考世界的原子性构成,指向科学解释。他认为这个双向的哲学逻辑完全解决了人类哲学问题。所以他选择去乡村当小学老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自杀,同时沉入人的原子性状态。不过他失败了,也许是因为人的意义高于世界。

汪丁丁说,能够解释现象的是假说。因为假说具有一般意义。而现象总是特殊的。但设立假说是一种艺术,需要有足够的现实洞察力和学术判断力。康德说知识是无用的,必须给信仰留足空间,或许他就是针对假说的建立而言。换成基督信仰的表达方式,则任何科学的假说前提之所以成为可能,无一例外缘于信心。所以我反复讨论一个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就是那些有信心有能力提出假设前提的人们。考察整个人类的思想史,我发现拥有这种能力的思想家,不会超过十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类文明事实上是被极少数几个思想家推动的,应该符合事实。大多数人都像糠秕一样随风吹散了。

胡适、余英时、夏志清、余国藩等华人学者,说他们博览群书、学问深厚,是毫无问题的。但他们一生的学术志业,似乎没有逃离经史子集的归纳总结之学。从无可能去发现一种新的知识。最好的华人学问家止步于解释,差一些的学问家,一生只管应用。可叹多少后学,还在为这种百科全书的学问气象沾沾自喜。

阅读汉译西方经典著作,千万别读“译者序”。通常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提醒和不知所云的解释。所以我有时候直接忽略这些狗尾续貂的译者序,有时候则一气之下直接把它们撕掉。个中问题,不是语言的隔离,在于观念的更新。还是那句话,观念赋予事物以意义,观念一地鸡毛,再好的著作,你也只能看到鸡毛。

说到历史学家的技术,记得汪丁丁老师说,有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历史叙事,一种是科学叙事。中国人偏好历史叙事,什么话题,只要讲清楚一个故事,皆大欢喜。但西方史学界的历史话语体系,是有学术模型,分析框架的,他们会把一个所谓的历史故事解构掉,然后根据模型来分析。个中差异,可谓云泥。所以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方法,凡是试图用历史的考据来教化他人的学者,我会在第一时间逃离。

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我在系统写经济史笔记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大陆史学界没有几个有科学叙事技术的历史学家,大家都狂妄地以还原历史真相为使命。结果是谁掌握了话语权,谁讲的故事就成了历史真相。历史研究必须要有不同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型,在研究的层面守住多样性,当多样性足够多,读者反而可以自行判断,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的历史。

怎么样去读书,我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一定要读自己读不懂的书。如果一本书,你看着就叫好,各种共鸣,意味着你的见识已经和作者一样,就不用再看了。但看一个人面对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通常会觉得麻烦,看不下去,依据人性的懒惰和封闭的习惯,将这样的书束之高阁,并且为了捍卫自己的懒惰和无知,甚至责怪这样的书是曲高和寡,是自话自说,缺乏雅俗共赏的气象。事实上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最排斥所谓的雅俗共赏。一本好书,一定有它的对应的读者,这构成了知识的场域。那种没有场域界定的所谓畅销书,百分之百都是垃圾。所以,面对我看不懂的书,我的读书办法是,边看边作笔记,先整理观念,再整理材料。等看到一半,差不多就理解了。当然,这种读书的办法只适合求新知,不适合打发时间。所有躺在沙发上一边看书一边进入梦乡的人们,可以对我的这些话视而不见。